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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火娱乐:肖复兴再记天坛:衬出春心草有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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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标题:肖复兴再记天坛:衬出春心草有痕

去年这时候,即2020年1月6日,正值小寒节气,我写完了《天坛六十记》这本书的最后一节——“六百个春天”。

童年时,我家离天坛很近,即便是现在的住所,离天坛也不算远,地利之便,使我和天坛有种天生的缘分。这种缘分不是一见钟情,而像长时间接触磨出来的老茧,结实且持久。几十年来,天坛是我最常去的公园,最近几年迷上画画,更要去那里画速写。由于画画,身边总会站着几个看画的人,无论褒贬,一定得聊上几句。以前有人看我画画,我老觉得不自在,后来脸皮不仅变厚了,心里还冒出个念头:如果天天到这里画画,可以接触到好多人,随手记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,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?

真的,如果不是画画,只是在那里坐着,不会有人和你搭讪。据说有人曾经创造了一个“城市最强悍逻辑”的理论,虽然有几千万人和你在同一座城市,与你发生联系的,只有那么几个、几十个。远离现代城市的喧嚣漩涡,在古老的天坛,却可以创造这样的奇迹——让你与更多人发生联系。虽然是萍水相逢,但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,最能敞开心扉,没有负担地说说心里话,甚至透露一下心底的秘密。如果让我也创造一个城市逻辑的话,或许可以叫“城市萍水相逢逻辑”,在这个逻辑中,可以让完全陌生变为依稀曾见,让擦肩而过变为倾心交谈,让潜藏心底的如水草般摇曳缠裹的秘密,变为浮出水面绽放的睡莲。天坛让人们被琐碎生活揉搓得皱巴巴的心,变得如花般盛放、如天空般爽朗。

于是我下定决心,只要没什么事,只要不出京,就天天到天坛来,随意画点儿速写,随手记点儿笔记。或许这些记录只是如水如云一般庸常而平凡,如同我画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品,笔迹匆匆且潦草,但我想起布罗茨基在论及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时说过的话:“在一个显然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看到意义,这一能力就是诗人的职业特征。”何况经历六百年沧桑的天坛并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方。如此,便像郁达夫写的诗句,“衬出春心草有痕”了。

我写天坛,不仅仅是在写自己,更多是在写天坛里的芸芸众生,写作为皇家祭坛的天坛是如何演进并演变成人民的园林的。在这种由时代所演进和演变的过程中,不仅是天坛这个空间对普通百姓正一步步开放,还在于人对时间和空间新的利用和定义。也就是说,在人、时间、空间三位一体的纵横交错和相互作用中,我要书写天坛和芸芸众生,尤其是它和北京人的密切关系。2020年是明成祖迁都北京600周年,也是天坛建立600周年,《天坛六十记》这本书如果也算纪念的话,是一种另类的纪念。因为在这样的纪念中,天坛只是背景,来天坛的普通百姓才是主角。

《天坛六十记》不是一本介绍天坛历史或描写天坛风景的书,它只是我在天坛所见所闻所画所思的拾穗小札,是一本个人断片式、短制式的即兴随感。在写作方式上,采用的是布罗茨基强调的那种创作原则,即“意识中所产生的自然法则”。布罗茨基还换了种说法:“也可以这么说,这是粘贴画和蒙太奇的原则。”

我喜欢这种写作原则,进而在写作过程中学习和尝试运用,所以文章的篇幅都不长。因为这种原则,不仅受制于作者的写作理念,还取决于被资讯焦虑与快节奏生活所裹挟的读者。布罗茨基一言以蔽之:“纯文学的实质就是短诗。我们大家都知道,现代人所谓的attention span(意为一个人能够集中注意力于某事的时间)都极为短暂。”对阅读,大多数人已经没有耐心了。

书已写罢,小寒节气过后,我又多次去天坛,不为写作,只是习惯,仿佛脚步惯性,去天坛转转,就会感觉充实一些。2020年1月20日正值大寒节气,那天下午,我从圜丘到成贞门西北侧,那里并排有两把座椅,我坐在座椅上画成贞门。春节将近,除了工人在悬挂红灯笼、安装庆祝春节的展牌,天坛里的游人并不多。我和很多游人一样,不知道,或者说不敏感,一场疫情正如饿虎扑食那样向我们迫近。

一位五十多岁的清洁工提着扫帚走到我身边,好奇地看我画画,还称赞了我几句,我便和他闲聊,问他是哪里人,春节休息吗?他告诉我他是山西人,说过年是最忙的时候,哪儿回得了家?得等过完年再请假回家。那天回到家,我在新闻里看到钟南山说武汉的疫情出现了人传人现象。1月23日,武汉“封城”。真没想到,这个春节过得那样紧张,这个春天过得那样紧张。

再到天坛,已是2020年4月。尽管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,但国内的局势趋稳向好,多日锁门闭户的压抑心情得以渐渐平复。如同奇迹一般,那段时间天坛一直对外开放;和气定神闲的天坛相比,我真切地感受到个体的单薄与渺小。重到阔别三月有余的天坛,分外亲切,也油然生出许多感喟。

不由得回忆起我在“六百个春天”开头写的那段话:“春天又要到了,这将是天坛度过的第六百个春天。对比古老的天坛,我们每一个人,都是渺小的,都会生出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。”这段话像是新写的一样,竟然有如此尖锐的针对性。人,只有经历过灾难的磨洗,才能真正发觉自己的渺小,而对大自然多一分敬畏,或许这才是天坛之于我们的特殊意义。

出乎意料的是,来天坛的游人不少,大都是北京人,是带着孩子来玩耍的家长。如同让羊出圈一般,当居家多日的人们走进天坛,多了笑声,多了生气,多了迎面扑来的草木清香。虽然祈年殿、圜丘、皇穹宇、斋宫、神乐署、宰牲亭、神厨、神库等室内场所没有对外开放,但这并不妨碍春意四处奔涌——二月兰和紫藤正没心没肺地开着。大自然完全不顾曾经发生的一切,它在这一刻呈现出的无情和有情,刺激着我的眼睛和心。

这之后,天坛里的游人越发多了起来。二月兰和紫藤的花期过后,满园的月季盛开,很多人赶来拍照。祈年殿的围墙前摆出很多展板,介绍天坛建坛六百年的历史。内垣和外垣的柏树林中,有情侣摘下口罩,情不自禁地拥抱、亲吻。双环亭、百花亭里,草坪上,藤萝架下,聚会的人带来吃的喝的,边吃边喝边聊边笑边拍照,互诉牵挂与思念……

那种兴奋的劲头,让我感动。不过聚会中似乎没有“别来沧海事,语罢暮天钟”之感,刚刚发生的灾难,如今依旧蔓延的疫情,似乎都已化作眼前的一片繁花似锦。不知为什么,不是感慨我们自己的忘性一定比记性大,而是想起英国诗人奥登的《美术馆》里的一句诗——

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,

……

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,

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。

有六百年历史的天坛“必曾看见”,它如同阅尽世事的长者,“老眼厌看往来路,流年暗换南北人”,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们。这就是天坛的厉害。在“六百个春天”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:“眼前的祈年殿默默不语,矗立在蓝天之下,天蓝色的琉璃瓦顶,不动声色,却不住晃我的眼睛。”现在我还要加上一句:“祈年殿的琉璃瓦顶‘也直逼我的心’。”

五一劳动节过后我去天坛,在神库外的红墙前,看见一对青年男女举着刚刚拿到的结婚证拍照。男的穿了一件白T恤,女的特意穿了婚纱,我猜想那婚纱大概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耽搁了太久都不能“出场”。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,红墙红得那样烈,与那洁白的婚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不是我多愁善感,或许只是一时的胡思乱想,爱德华·汤玛斯的一首短诗《樱桃树》映入脑海,全诗只有四句——

樱桃树垂向古老的大路,

过路的人死了,只见一片落英,

满地花瓣像准备谁的婚礼,

这阳春五月却无一家成亲。

汤玛斯写的是战争之后的情景与心情。可如今是疫情之后,这样的联想和对比没有一点来由,似乎显得有些匪夷所思。

当然,重新回到天坛的人们,应当有欢乐聚会和尽情游玩的权利和心情,如今的天坛不再是祭坛,而是人们游乐的地方。但也不能只是寻欢作乐,或应有思古之幽情,毕竟这里和天有着密切的关联。面对这场弥漫全球、至今阴霾尚未散去的疫情,我们应该有反思和警醒。

2021年1月4日是小寒节气的前一日,一年前的这时候,我在天坛画画。顶着大风,我去了成贞门,坐在成贞门西北侧画画。我想起2020年1月20日大寒那天在这里遇到的清洁工,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如何,我希望能在这里再次遇见他……

天火娱乐报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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